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优良文风是作者品格的写照,也是其学养的体现。
1842年,《莱茵报》成为宣传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重要阵地。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思想理论宣传要有扎实的理论根基和持久的宣传毅力,善于运用生动语言和鲜活事实增强宣传感染力。针对《莱茵报》附刊发表的《就集权问题论德国和法国》一文,马克思批评该文作者把“自己的抽象概念”偷偷塞进哲学,强调“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恩格斯明确指出,“党的政论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些。”
马克思援引18世纪法国作家布封的话,指出“风格就是人”。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每个字段都充满着对工人阶级的感情,呈现的诗性话语中内嵌着人类理性的光芒。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正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华而不实、烦言碎辞的文风,实际上是用表面上的华丽和博学,来掩饰思想见识上的贫弱,文章从谋篇布局到字斟句酌,都应该服务于对问题的揭示。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直截了当宣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脍炙人口、战斗力十足的语句,激发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志,为争取自身权益而投身革命运动。
《共产党宣言》是政治文献的文本典范,逻辑架构清晰、语言简洁明快,正文一万多字,展现出深刻的思想内涵。马克思恩格斯把“宣言体”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以“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共产党宣言》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无懈可击的理论逻辑反驳了“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不管是写作还是演讲,都要从实际需要出发。他们的著作和现实联系异常密切,不论是理论性极强的《资本论》《反杜林论》,还是探讨当时社会问题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犹太人问题》等文章,都体现了联系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的特点。
马克思在致《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出版者信中指出,自己使用的思想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但是,他却自豪地称这部博大精深的史诗般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思想的深刻和表达的精美都臻于极高境界。《资本论》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严密的逻辑结构、新颖的理论观点、深刻的分析判断、优美的文字表述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对于《资本论》的各种评论表明,“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
文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整顿文风。毛泽东强调:“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他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号召全党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翻开《毛泽东选集》,开门见山的观点鲜明朴实,深入浅出的论述解疑释惑,生动活泼的语言引人入胜,思想的力量体现为举旗定向的擘画,也浓缩在字里行间的书写中。
文风是思想的外衣,是党风政风的集中体现。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思想深刻、观点鲜明、结合实际,用群众语言解疑释惑、析事明理,清新质朴的文风和生动形象的语言,具有很强的震撼力感染力,在党心民意共鸣中展现划时代的思想引领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弘扬马克思主义文风,在讲话中多次提出纠正不良文风、倡导优良文风。改文风树新风要同改进工作作风结合起来,我们要增强做好语言文字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形成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把功夫下到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上,使自己的思想和文字体现时代要求,符合实际情况,贴近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让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在与时代的对话中绽放生命力。(汪曦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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