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刘同华

《道德经》第二章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有和无互相转化，难和易互相形成，长和短互相显现，高和下互相对照，音与声互相和谐，前和后互相排列，这个道理是永恒的。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道家的经典，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等，被视为“内圣外王”之学，体现了古人的深邃思想。《道德经》有着明显的朴素辩证法色彩，认为事物是对立统一的，这种对立统一，表现为事物的相互依存和相生相克，从而决定着事物双方相向发展转化。类似的论述和表达，在《道德经》中比较常见，“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等。

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可贵之处在于认识到了事物存在不断发展变化、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规律，对中国传统哲学、科学、政治、社会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秦朝末年的楚汉相争中，刘邦率先带兵进入关中咸阳。刘邦刚到咸阳的时候，看到秦宫里无数金银财宝，就有了贪图享乐的想法，一时间把军国大事抛在脑后。这时，大将樊哙劝谏刘邦，如果他不想像秦朝那样很快灭亡，就不要贪恋这些锦衣玉食，要想取得天下，必须尽快摆脱现状。张良也赞同樊哙的看法，于是刘邦幡然醒悟，下令封存秦宫中的宝物，最后在楚汉之争中胜出。樊哙、张良等看待事情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表现出常人不及的远见卓识。

南北朝时期的名臣王猛，在前秦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王猛早年生活十分艰难，但是他从小就身怀大志，好读兵书，善于谋略，称得上文武双全。

公元370年，前秦与前燕发生战争。当时王猛率领的前秦军队仅有6万人，前燕则是40万大军。当时前秦很多文臣武将都不看好这场战争，觉得必败无疑。而王猛面对前燕兵力的绝对优势，洞察敌情，发现前燕部队人心不稳、军心不齐的劣势，同时对自己军队进行充分的战斗动员，前秦军士“众皆勇奋，破釜弃粮，大呼竞进”，经过激烈的战斗，最终以少胜多，进而顺利统一北方。《晋书》评价王猛：“猛瑰姿俊伟，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这个以少胜多的案例，体现了古人看待形势注重从全局和长远出发的战略眼光。

我们翻阅典籍，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非常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古人的辩证思维——万事万物都处于联系之中，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且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这样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深相契合的。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的统一整体，有着对立统一的规律。

这样的理论和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和体现。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受到重大损失，党内出现思想混乱，一部分人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了信心，有些人甚至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则在八角楼上一盏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清油灯下，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并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

回顾奋斗历程，能够清晰而坚定地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

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融入治国理政之中，用辩证思维做好整体谋划，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使命任务，我们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更好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